March丨顾红亮: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March丨顾红亮: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启蒙与责任

——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顾红亮

摘要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一、启蒙、理性与责任

随着启蒙理性的发展,启蒙带来的理性灾难、文明灾难已经使我们深受其害,如人凭借理性能力发明的技术反过来控制人,启蒙理性告诉人有能力认识和改造自然,然而无节制地改造自然不是更好地营造而是恶化我们的生存环境。当代社会的现实状况使知识分子纷纷谴责启蒙运动和理性哲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理性传统多加指责,尤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为最,他们对启蒙的批评火力主要集中在对理性的批评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强化了奴役人的力量。启蒙理性在凯歌行进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毁灭自身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的理性力量已经把启蒙信念给打垮了。“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的”1。虽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多有微词,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启蒙与理性本身,而是反对关于启蒙与理性的神话。现代性的发展不断制造启蒙理性的神话,致使启蒙理性处于自我矛盾的境地。因此,理性在当代社会成为众矢之的。批判理性的矛头直指启蒙事业。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想指出另一种情况,理性固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能把启蒙与现代性的罪责全归到理性的头上,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自身,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启蒙的理解有偏差,把启蒙几乎等同于理性。张申府直截了当地指出:“启蒙运动其实就等于理性运动。”2这个启蒙观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对康德启蒙观念的误读。要正确理解启蒙,我们必须重读康德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这段话特别点出了理性与启蒙的密切关系。一些学者侧重从理性的视角来理解康德的启蒙定义,把启蒙视为理性的自我运用。笔者觉得这个理解是不完整的,是有所偏向的。康德这个经典的定义不仅指出了启蒙与理性的关系,而且指出了启蒙与责任的连带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上:

第一,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理性的运用是自身担负的一种责任。理性的运用就是要把我们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对于这种“解放”,福柯指出:“他(指康德)形容它是一个现象,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但他也把它表述为一个任务和责任(义务)。从第一段起,他指明人本身应对他的不成熟状态负责。”4康德把个人从不成熟状态脱离出来的理性化要求视为一种责任。一个人只有把理性的运用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才有可能成为启蒙的人。康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国王应该怎么做才算是一个启蒙者呢?“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5。启蒙的国王的义务或责任在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使别人也有运用理性的自由。当理性运用成为一个人的责任的时候,他离启蒙者的位置也就不远了。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知性(understanding)与理性(reason)范畴做了区分。两者都是指逻辑思维能力,但有不同的逻辑形式,知性与判断相连,理性与推理相连。理性不满足于知性所得的知识,试图寻求知识的最高的统一性。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体现为由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过程。当然,按照康浦·斯密(NormanKempSmith)的说法,康德也常常把知性和理性等同,把心灵区分为感性和主动性两种功能6。尽管康德对理性概念的运用比较复杂,其含义也多样,但是有一点含义是基本的,那就是指批判思维能力,对经验或知识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能力。我们大致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康德的启蒙理性概念,就像福柯所说:“在某个意义上,批判是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理性的手册,反过来,启蒙运动是批判的时代”7。当这种理性能力被误用的时候,理性已经背离了自身的含义,它不仅不再批判地考察对象,而且不再批判地考察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性是理性内涵的应有之义。

第二,理性的运用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开运用理性,二是私下运用理性。启蒙所要求的是前者。这里,公开的运用包含着负责的运用的意思。康德举的关于私下和公开运用理性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康德说,一个牧师在运用理性时有不同的情境,当他作为一个牧师在演讲宗教教义时,哪怕他是面对着众多的听众,他仍然是在私下运用理性;而当他作为一个学者在演讲时,他是在公开运用理性。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8。学者是在负责任地运用理性,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理性的运用被称为公开的运用。而牧师的演讲则不同,牧师是教会任命的职位,他必须按照教会的要求去演讲,虽然,他在演讲中也是在很负责任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其实是教会的想法),但那是在履行他的职业道德。如果他不负责任,他有可能被解除职务。康德认为,启蒙理性的运用指的是公开的运用,而不是私下的运用。“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9。由此可见,启蒙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公开地、负责地运用理性的过程。责任是启蒙观念的内在成分之一。换言之,启蒙主体不仅是理性的主体,而且是负责的主体,是对理性负责的主体。

启蒙理性的公开运用之所以必须是负责任的运用,是因为理性的运用存在着被误用的可能。对此问题,与康德同时代的犹太启蒙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Mendelssohn)有着更深的认识。他指出:“启蒙的误用弱化道德情感,导致铁石心肠、利己主义、无宗教和无政府主义。”10这是启蒙理性被误用所导致的最可怕的结局。门德尔松的警告已经在现代生活中部分兑现了。

进一步说,负责的启蒙主体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抽象地说,当主体为自身的理性运用而负责的时候,这类主体(人)是自我负责的主体。第二层次,具体地说,根据康德的定义,启蒙要摆脱不成熟状态,个人摆脱不成熟状态可能需要“我”的引导,由“我”来启蒙别人运用理性,这样,“我”就为别人的启蒙而担负责任,这个时候,“我”作为责任主体不仅仅是自我责任的主体,而且是为他人负责的主体。在这两种责任主体中,前者是基础。人作为自我负责的主体是根本的启蒙观念之一。

启蒙与责任的关系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理解。运用理性的一个目的是祛除不成熟状态,开民智与新民德。从开民智的角度看,责任主体的责任性体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为真理负责。“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和任何与真理背道而驰的力量做斗争。从新民德的角度看,责任是最基本的道德价值。按康德的观点,责任主体的行为之所以具有道德价值,是因为该主体的行动出于责任,而不是合乎责任。出于责任是关乎行动者动机的问题,而合乎责任是关于行动结果的问题。

在现代思想家中,韦伯对责任问题有较深的认识。他从伦理原则的角度谈及这个问题。他谈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合理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涉及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关系。韦伯认为,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在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中,责任伦理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只有合理化与责任伦理的相互配合,现代化进程和启蒙事业才会取得成功。韦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责任伦理之间关系的认识,无疑是对康德启蒙观的极好发挥。

March丨顾红亮: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二、实质性启蒙与形式性启蒙

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科学实验、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思潮联系在一起。在把“五四”启蒙与科学、民主相连接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人们可能会忽略了另一个维度,即对责任的关注。启蒙与责任观念密切相连。这种相连性在上文对康德启蒙概念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清楚。其实,“五四”时期,现代中国哲学家对责任和理性观念也有一定程度的论述,这些论述丰富了我们关于启蒙观念的理解,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家关于现代性启蒙的独特思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有两篇文章可谓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文献,一是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二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他们都谈到了有关理性、责任与启蒙的理解。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提倡科学和民主最有力的思想家。他不仅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两个口号,而且充分认识到理性之于启蒙的重要性。他说:“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11陈独秀把科学理性看作迷信与蒙昧的对立面。他也谈到了和康德类似的思想,个人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把理性当作评价的尺度审查一切学说教条。“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2。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提出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而且这两种觉悟被视为启蒙的关键。他所说的政治的觉悟,指的是认识到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的必要性;伦理的觉悟,指的是认识到由礼教纲常向自主的、功利的现代伦理观转化的必要性。究其实,这两种觉悟的背后都有理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陈独秀的觉悟理解为一种理性的认识,这样,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都可视为理性的觉醒,最终的目的指向都是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就是说,理性服务于救国任务,理性与启蒙的责任在于挽救民族危机,“欲图世界的生存”。陈独秀提倡科学理性的背后潜伏着救亡的思想和救国的责任意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这一思想背景是不可分割的。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说的新思潮,可以指很多具体的思潮,如实验主义、意志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在总体上,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启蒙思潮或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潮。胡适指出,启蒙思潮的实质是评判精神。什么叫评判?胡适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解释评判的含义。这个界定至少包含两个意思:第一,评判是一种理性的审查,评判者的工作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性的考察和批评。胡适借用杜威的“创造的智慧”(creativeintelligence)来说明理智的运用。intelligence也可译作“理智”。理智的作用在于审慎地研究并解决疑难问题。第二,评判有一种现代性的价值取向。评判属于价值论范畴,而不属于知识论范畴,对某一事物进行评价总有评价的标准和尺度。在现代社会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自然成为评判的基本尺度,因此,对孔教或儒教思想的讨论就是要评估它的现代价值。启蒙精神的目的是什么?是再造文明,复兴中华文化。这既是启蒙的目的,也是启蒙者的责任。在胡适眼里,责任是启蒙者担负的为国为民的责任,是为新文化发展担负的责任。无论是理性的评判,还是现代性的评判,其目的都指向民族国家的复兴,为国家负责。

从比较视域看,“五四”主流思想家的启蒙观和康德的启蒙观是有距离的。康德的启蒙概念与理性、责任联系在一起,是理性的启蒙和责任的启蒙。康德讲的理性与责任有两个意思:一指理性就是负责任的理性;二指理性的公开运用也就是负责任的运用。康德所阐述的责任侧重于形式性的责任,而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思想家讲的责任侧重于为民族国家负责的责任,侧重于实质性的责任。据此看来,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以不同的理性和责任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的运用,如何使人解蔽,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与结果,看重科学与民主,看重民族危机的化解。根据责任观念的区别,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形式性的启蒙观,把后者称为实质性的启蒙观。康德侧重形式性的启蒙,而“五四”主流思想家侧重实质性的启蒙。

三、启蒙与救亡之辨

上文关于两种启蒙观的讨论让我们想起“救亡压倒启蒙”这个着名的命题:“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13。我们从启蒙与责任的关系来看,这个命题表达的是一个思想表层的意思。从表层上看,启蒙与救亡是一对矛盾的范畴,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是相反对的。可是,从启蒙与责任一致论的视角看,启蒙培育的不仅是理性主体,而且是责任主体,而政治救亡活动锻炼的主体也是责任主体,为集体、为民族国家负责的主体。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我们很难想象“五四”运动以后的救亡与革命运动会有如此浩大的声势与规模。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救亡意识的背后,潜伏着一种责任意识。这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环节与思想平台。换言之,在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固然有对立的一面,但也有统一的一面。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一说,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表达了启蒙(“开民智”)与救亡(“革命”)的内在联结。对于“五四”启蒙思想家来说,培育具有科学意识和民主意识的现代主体无疑是启蒙的重要任务。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现代主体必须是一个责任主体,一个不仅为自己负责,而且为民族国家负责的主体。启蒙思想家本身就是这样一群践履责任观念的现代主体。培育这样的责任主体正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谈“五四”的启蒙观,如果不谈责任观,那是不全面的。

“救亡压倒启蒙”论主张,在“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短暂并存,但是,很快启蒙被救亡压倒了。这个命题引起很多争议。我们假设这个命题是合理的,那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当然,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不仅有现实的原因,而且有理论的原因。笔者认为,从学理上分析,有一点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那就是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这两个观念不一定是并列的概念,也可以理解为有主次关系的一对概念:启蒙的目的是救亡,救亡是启蒙的价值取向。把救亡与启蒙沟通起来的中介是责任观念。在为民族国家负责这个层面上,救亡和启蒙的对峙意义消解了。启蒙是为民族国家的复兴而启蒙,民族国家的复兴工作就是救亡,因此,启蒙是以救亡为指向的,具体的革命斗争也是以民族国家的救亡为指向的。所以,启蒙是救亡的途径,救亡是启蒙的方向。只有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五四”的启蒙在本质上具有救亡的意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同样具有民族救亡的意义。张申府明确指出:“中国的新启蒙运动不但要更深入,更批判,不但要与救亡运动相配应,更是民族的,以前的启蒙运动还有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这在今日也必然要变成大众的,集体的,而且是建设的。”14启蒙与救亡的相互配合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决定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五四”启蒙的基本特征:启蒙话语与救亡话语都指向一种民族责任话语。

我们还可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来考察启蒙和救亡的关系。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的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权的觉悟。”15梁启超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文化(观念)的现代化。这个过程是在外国列强入侵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是对外国势力侵略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可以理解为民族救亡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现代化展开看作一个救亡的过程。这样,器物、制度与观念的现代化就被视为民族救亡的三个阶段。当然,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三个阶段理解为启蒙过程和社会的合理化过程。我们很难说,观念文化的觉悟属于启蒙,而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的觉悟就不是启蒙。套用康德的启蒙界说,启蒙理性既可以公开地运用于观念文化领域,也可以运用于器物和制度文化领域。因此,器物、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也可视为中国启蒙的三个阶段。由此可见,现代中国的启蒙和救亡话语共享着相同的历史语境。在此语境的背后隐含着为民族国家的振兴负责的观念。

根据上文的阐释,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属于实质性的启蒙,启蒙所涉及的责任主要是实质性的责任,不是形式性的责任。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它们缠绕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启蒙观。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的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当代启蒙思想家更要关注形式性的启蒙,即关注如何对理性进行公开地和负责地运用。笔者认为,“五四”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未完成,还需要后人的持续努力与推进。虽然“五四”以来的实质性启蒙事业的任务已经初步告捷,但是,康德意义上的形式性启蒙事业才刚刚开始。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注释

1、霍克海默:《启蒙概念》,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法兰克福学派论着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0页。

2、《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4、福柯:《什么是启蒙》,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25页。

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9页。

6、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页。

7、福柯:《什么是启蒙》,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28~429页。

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5页。

9、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4~25页。

10、MosesMendelssohn,PhilosophicalWriting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316.

11、《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2、同上书,第5页。

1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14、《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92页。

15、《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50~451页。

作者简介丨顾红亮,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丨《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01期。

轮值主编 | 刘 梁 剑

编辑 | 宋 金 明 李 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上海儒学):March丨顾红亮: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热评文章

发表评论

验证码 *